今晚的讲座
来复旦这么久，其实参加的讲座并不是很多，大多数时候都在实验室漫漫无边的度过。今天尽管事情依旧很多，但还是坚持参加了一次讲座，题目是《经济分权、政治治理与历史演进》，由四位教授主讲，两位点评。从题目上看应该是个很有可读性的报告会，经济学院主办，必然会有很多关注现实的部分，而且主讲人里还有大名的樊树志，书卖的很多，也正好趁这个机会见见，亲耳听听。前几天错过朱学勤先生的签名，至今遗憾，这是题外话了。
来听报告的人很多，将近三个小时的报告会，鲜有人提前离场。樊老师比我想象的老，不有趣，我不喜欢，起码没有买他的书的欲望了。报告是围绕中国历史发展中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展开，樊老师谈晚清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新认识，列举了其他几位学者的研究结论和他本人的观点，即晚清中国没有资本主义萌芽，这个结论本来是毛泽东下的，解放后的研究基本就是围绕着结论转，这种御用历史可以养活好几批教授。观点没什么新的，主要分歧我看还是怎么定义资本主义的问题，黄仁宇的定义比较受认可，具体我还没有找到出处，大概是《万历十五年》的序言，他认为的资本主义更强调一个新的阶层的崛起，一种组织、一种力量的自我发展，而不是简单的雇佣生产方式。但他提到的中国的政权形式是压制商业发展，所谓的“萌芽”也只是纺织业等小手工，这些手工业还往往都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零机会成本的产物，所以和西方意义的资本主义相差深远，中国那时有商品经济，也可以有经济发展，但不会有资本主义。
另一位历史系的教授谈了主义与财政，引用了一些新材料，让我对中国近代革命这个话题产生了新的思考角度，即什么样的主义才具有合法性，为什么中国近代主义多如牛毛，可最后都是形式主义，还有就是财政是主义发展的基础，他列举了孙中山发行革命债券，蒋介石绑架银行行长等很多“解决”财政问题的手段，财政不解决，主义就只是一句空话，恐怕孙先生的空话绝不只三民主义这么简单了。这种财政和主义的问题在现今中国的社会依旧存在。
刘建军是一位政治学教授，谈得是中国皇权与相权的变化，政治权力与地理空间的转移关系等。前者比较简单明了，即宰相在宋之后的秘书化，成为中国政治结构败坏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其他他想谈得是权力制衡，明清皇权越来越大，已经没有了制衡的力量，以致现在在中国谈宪政是多么的困难。他的历史地理政治学还只是一个想法，希望他可以做出一些开创性的成果。
科交叉，说话有逻辑。没有宪政就没有法治，这是根本问题。中共一天天在收紧舆论空间，不知道什么时候“宪政”也会成为禁词。此教授告诉大家不要对宪政是去信心，还要期待，说法国德国都是二战之后才宪政民主的，我们还不是太晚，呵呵，希望如此吧。另一为法学教授的补充说的很好，西方有个宗教传统，他们在法律的层面上还有一个“法”的概念，我想应该是“自然法”吧，他们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实际是“法”面前人人平等，是上帝面前的人人平等，中国没有这个“法”，中国的历史只有“律”，“律”是整人的手段，是一种工具理性，为统治者服务。西方的法来源于罗马法典，是保障个人权益，维护社会正义的原则，中西方在这个传统上分歧还是很大的。但我们看问题之所以要有世界的眼光，就是因为尽管人类社会的发展各有特色，决不一致，但总有一些普适的原则，比如民主、人权、宪政、自由等，不能因为文化传统的不同，就否认共识，否则后果可能是很危险的，否认这些原则，我们就会永远成为奴隶。美国必须成为我们学习的目标，但没有国家可以复制美国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