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大家一部电影《三峡好人》

刚刚看的电影，只是觉得震撼却无法组织合理的语言来表述这种感觉，我觉得以下转载的影评多少表达了我的感觉，希望你也能喜欢。

《三峡好人》：一部饱含人文精神的杰作

周黎明

《三峡好人》是今年至今为止我看过的最精彩的华语影片。用“精彩”一词其实并不精确，应该用“伟大”，但“伟大”在当今的语境中是一个既需要仰视又被滥用 的字眼。在我心目中，“精彩”是诉诸感官，而“伟大”则是打动灵魂。《三峡好人》深深打动了我，不是因为炫目的技巧或引人入胜的情节，而是它那真诚质朴的 人文情怀。
对于一百万三峡移民，贾樟柯是一名局外人，他处理这个题材失去了《小武》、《站台》的贴近感，但增添了一份初来乍到者的敏锐和新鲜。他对三峡库区及其人民流离的细节捕捉，有着既见树又见林的客观和同情。
影片的两位主角跟导演一样，由山西来到重庆三峡库区，他们代表了观众的视角，为我们展现出一幅幅壮观自然风光下的巨变图。这里没有敲锣打鼓的欢送场面，没 有虚假的口号和豪情，有的只是真真切切的百姓生活。一百万人在十三亿当中或许不算是个大数字，然而他们所付出的代价绝非局外人所能感同身受。

影片的两条主线虽然重要，但更多起着类似《偷自行车的人》里那种牵线的作用，牵扯出一个个跟主线情节未必相关的小场景，而这些场景却是影片的精华，也是最 揪心之处。镜头所到之处，我们看到的是三峡移民的抗争、无奈、选择、牺牲。在这里，巨变浓缩为“拆”、“拆”、“拆”，数千年的生活方式销毁于一旦，人际 关系经受着不可控制的扭曲，他们如同那个怪异的半成形建筑被外星人拔地而起，躯体被铲除转移，而心却永远留在了那淹没在水底的家园；他们像高楼间走钢丝的 人，在貌似广阔却实则狭小的空间里小心翼翼地求生。

这些是你在电视新闻中看不到的场景，是变迁浪尖的众生相。贾樟柯以其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给了这一百万没有话语权的人一个声音。这个声音不是豪言壮语，也 不是哭天抢地，没有一丝虚假和煽情，这是一个竭力自我压制的呜咽声，只能用心灵才能听到。光凭这一点，贾樟柯已经做了一件功德无量、名垂千古的事，金狮的 份量相对于题材本身的份量，可谓小巫见大巫了。
在艺术上，《三峡好人》堪称贾樟柯最“外向”的作品，他不再拘泥于自己的美学追求，而更注重剧情的设置、人物的塑造、庄谐的搭配等。韩三明和赵涛两条主线 分别将镜头对准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一个在追求生存，另一个追求幸福。拆楼民工的戏份最为感人，人物像贾樟柯之前作品那样处于最自然的原生态，但大量近景 的使用，给人予绘画雕塑（如《父亲》）的内心戏剧性：一张张黝黑的脸、一个个光着膀子的身躯，蕴含着一个个感动中国的故事，这些故事需要观众来填白。
《三峡好人》中出现了一些新元素，给人惊喜，同时也使观众从压抑中获得调剂。飞碟的情节引人发笑又深思：究竟是移民像飞碟那样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 还是飞碟如同一种无形的力量将移民神速搬家？那个喜欢模仿周润发的小伙子，是一个非常出彩的喜剧形象，他的乐观（也许是盲目的）给阴沉的世界带来了一抹阳 光。他的故事稍有情节剧（melodrama）的味道，但跟沉默寡言的三明形成绝佳的搭配。他的出场和离去给了影片必要的外在戏剧力量。另一个年龄更小的 男孩，从另一个角度为影片带来了“光明”，他没有自己的声音，他的表述全部通过他爱唱的流行歌曲，如同三峡移民无法讲述自己的故事，由一个“山西好人”来 代为转述一样。
说起流行歌曲，那是贾樟柯作品的标志之一。跟《站台》等相比，《三峡好人》中的歌曲在数量上有所节制，在曲目挑选上更耐人寻味。最感人的是三明和小马哥之间互传手机彩铃，一首是《好人一生平安》，另一首是《上海滩》，黄霑的词简直像是为该片度身定做似的。
过去20多年的巨变，为越来越多的国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生活，但也有不少人为此付出了代价。这也许是发展路上不可避免的代价，但至少我们在享受全新生活 时，不要忘了那些默默无闻的人，那些行走在路上的民工，那些到处“讨生活”的外地人，那些跟中产生活极不相称的服装和嗜好（包括老四样烟酒茶糖）……
“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淘尽了世间事，混作滔滔一片潮流。是喜是愁，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成功失败，浪里看不出有没有。”
浪里看不出，但《三峡好人》为我们看了；分不清欢笑悲忧，《三峡好人》为我们努力呈现了；滔滔江水，浪花转瞬即逝，《三峡好人》为我们记录了。

筱敏的《羊的社会及宿命》

第一次读她的书是在高中的时候，李冰送给我的《阳光碎片》，后来父亲也不知什么时候买了她的《成年礼》，昨天在读她的一本新书《记忆的形式》，感觉很亲切。最近读了很多有关历史和政治的书籍，却少读了像筱敏这样的文字，历史的真相固然重要，在历史中的人，他们所思、他们所想是更容易让人感动，让人回味。
下边转载一些她的文字，也许你也会喜欢的。

羊的社会及宿命
文/筱 敏

1

晚星带回了
曙光散布出去的一切，
带回了绵羊，带回了山羊，
带回了牧童到母亲身边。
古希腊诗人的田园诗画框中，这一派温煦祥和的风景，挂在人们心的影壁上，世代复世代，一幅永不褪色的风景。
……日之夕矣，羊牛下来……
相距遥远的东方诗人的画框里，也是这一派安谧的田园风景。王朝兴衰，河山易色，这风景的甜美是永恒的，它平抚所有缭乱的世界和所有缭乱的灵魂。
理想国的构图其实十分单纯，无论古代的理想，无论现代的理想，无论上帝的理想，无论人子的理想。晚星，晨光，一个淳良的牧人，漫坡驯顺的羊群。 假如没有羊群，晚星和晨光都是没有道德意义的，牧人也不能成其为牧人，因之理想国的根柢，尽在那漫坡驯顺的羊群。羊是最早被驯化的牲灵，有一万年了吧?或者还要久远，与人类文明一样久远。相较于狩猎来说——无论是石器之猎，还是铁器之猎——驯化是更有序的，更有效的，更满足人的获取和征服欲望。是在驯化羊的过程中，人比照自身的梦 想，才造出凌驾万物、统驭世界的神来的吧? 神的来临，使人的社会得以整饬起来，完 满起来，从幼稚而趋向成熟， 从原始而进入现代。在驯化羊的同时，人也被神驯化着。 人的驯化过程，被称作文明的进程。
现在我们不能知道，对这种驯化，羊们做过什么样的抵抗? 多么长久的抵抗? 但可以肯定的是， 抵抗是发生过的，而且是普遍发生过的，至今牧羊人还握在手中的那根鞭子就是证明。然而驯化毕竟要比一根鞭子复杂得多。 它是一种施恩，一种监护， 一种诱使，一种规诫， 一种组织……这是需要不 断有所建构的高等的事情。
《圣经》中的民众总是迷途羔羊，于是上帝取和华躬自作牧成为神圣的牧羊人。耶和华说，我必亲自作我羊的牧人， 我的仆人也必牧群羊。 一卷牧羊图由此浸透宗教意味，人们认出那些被称作牧师的，都是上帝忠实的仆人。
中国的帝王以“民牧”自称是洽切的， 治理一方 民众的官长，也就成了牧夫、牧伯、牧守、牧宰……于是，邑落相望，牛羊被野，千古传唱的 牧羊曲里，是驯顺的幸福和恩赐的富裕。一派田 园风光中，是其乐融融的群羊簇拥着他们的牧人。

2

上帝为了考验亚伯拉罕的忠诚，呼叫道：“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答：“我在这里。” 上帝说：“带上你的儿子，你所爱的独生子以撒， 到摩利亚去。在那里我指定的一座山上，将他献为燔祭。” 亚伯拉罕闻声忙碌起来，劈足燔祭用的木柴，备好驴， 携上火种和尖刀， 便带着儿子以撒动身前往上帝指定的地方。亚伯拉罕是一头好使的羊，他或者没有感受和思想的器官，因之没有能力悲戚与犹疑。但似乎也未必尽然，在背负木柴上 山的路上，儿子说：“父亲! 火种和木柴都备好了，但献燔祭的羊羔在哪儿呢?” 亚伯接罕的回答却是周密而机巧并且意味深长的：“我儿，上帝自会备好献燔祭的羊羔。”
接下去的故事是： 亚伯接罕筑起祭坛， 捆绑了儿子置于祭坛的木柴上，举起尖刀刺向儿子……整一个过程亚伯拉罕都没有感情反应，他只是一个单纯的行动者。当然，相信上帝是幸福的，服从上帝是美满 的，在最后一瞬必有上帝之手，拦阻了尖刀，并用一只迷路的公羊替换了以撒。 一个圆满的结局，具有诱惑性， 也具有训诫性： 亚伯拉罕的虔诚换来了上帝慷慨奖赏，子子孙孙享用不尽。
一个多疑的、患有焦虑症的上帝， 热衷于以最极端的情境试验信徒的忠诚，他是以施虐的设计来建构秩序。 一个驯良的、心智残缺的信徒，不惮于以犯罪的极端行动来表达自身， 他是以受虐的狂热来建立与主子的关系。亚伯拉罕是一个绝对的信徒， 他以真信仰碾碎世俗的道德、情感、常识和品性。 碾的时候也是痛的、颤栗的， 不碾的时候他是更加恐惧的。 真信仰就是自我否定； 就是以至高无上的意志取代个人意志；就是时时刻刻听到上帝的声音， 不再听到旁的声音； 就是服膺天地间万能的力量，所谓必然性和决定性，并相信自己无能为力； 就是坚信耶和华的山上， 上帝自有安排；就是一切皆已交出， 包括个人的责任。
在摩利亚山上， 那上帝指定的地方， 迷路的公羊是羊，以撒是羊，亚伯拉罕也是羊。驯化的过程是一个试探的过程，煎熬的过程，攫取的过程，否弃的过程，一个施虐与受虐的过程，一个充满不确定性 的过程， 一个危险的过程。 牧羊人和羊都各怀恐惧。为恐惧所驱使，于是，在献子之地，上帝与他的羔羊立下第一个约定。

3

动物学家一般认为， 哺乳动物不擅于建立理性社会，而标准的社会性动物是蚂蚁和蜜蜂。在蚁穴和蜂巢那里， 我们可以发现极其完美的理性社会建构， 无论时光如何流变， 始终岿然不动的社会机制和社会秩序，计算精确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组织严密的层级和分工， 一个国家，一个共同意志，绝对的服从，绝对的尽职，绝对的摈弃个体自由和个体权利， 直至绝对的自我牺牲。 而哺乳动物似乎不具备这样的政治素质。 或许是哺乳这样一种利私的养育方式，营造了个体生长的空间， 由此造就的母子亲情、家庭伦理， 这些血液里的东西，总是要与国家极权发生抵牾的。
极其意外的是人。 迄今为止， 最高级的、最完备的、最令人叹为观止的理性社会，恰恰是人这样一种哺乳动物建立的。这的确是一个奇迹。 人能够成功地移植蜜蜂的伦理， 蚂蚁的伦理，将人组织为社会性动物。 人还能成功地利用个人的道德和家庭的道德，将人变异为理性的政治动物。
人的社会形态自然比蜜蜂蚂蚁复杂一些，多样一些， 有国家是放大的个人的模式， 譬如古希腊；有个人为缩小的国家的模式， 譬如古罗马； 也有君臣父子， 直接在家庭伦理之上建立国家统治的模式，譬如中国； 还有组织更严谨，设计更精湛，运转更流畅的某种现代社会，其现代性之光使大众深为鼓舞， 却又使阿伦特、鲍曼之类的思想者深为忧虑。 这种现代性因其高效而膨胀得极其迅速，蔓延得极其迅速， 噬菌体一样， 吞噬和摧毁也极其迅速。其迅速甚至令人来不及思索。
在这样一种现代性覆盖过的地面，人不再是人，而是社会大机器上的齿轮； 人性不再是人性， 而是高效运转的现代性；恶不再是恶，而是职业，是服从，是平庸；人所克服的是“动物性的同情”，所获得的是制度化的理性。 一个组织到了极致的社会是无所不能的，包括实施骇人听闻的恶行。
在对纳粹德国的大屠杀事件回首探究的时候，鲍曼质疑了现代社会本身 ， 他认为：“……大屠杀可能远不仅仅是一次失常，远不仅仅是人类进步的坦途上的一次偏离， 远不仅仅是文明社会健康机体的一次癌变；简而言之，大屠杀并不是现代文明和它所代表的一切事物 (或者说我们喜欢这样想) 的一个对立面。”鲍曼的题目霍然就是《现代性与大屠杀》， 他举起X光片， 让我们看到现代社会机体中可怖的阴影。

4

羊到底是较为平庸的哺乳动物，羊的社会是由牧人建立的。在那里，牧人是立法者和管理者，这自然是重要角色，然而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角色——守法者与合作者 ——却要由羊们来担任。我们看到，羊合作得很好，无论是膂力如何超群的羊，还是数目如何众多的羊，都乐于充当守法的合作者。人——羊的社会是非常和谐的， 极其稳定的。从外界看去，牧羊人一根小小的鞭子，与千百之数的健壮的羊，是匪夷所思的力量对比。但其实这里并没有什么对比，它们是相互依存的，共同构成了 一个社会机器，那根鞭子不过是社会理性的一个象征，就像人类社会象征逻辑理性的旗帜。
“羊性怯弱，不能御物”，这说的是驯化之后的羊，社会化之后的羊。在这一切之前，它们具有别样的生性。那些剑一般笔直的尖角，那些用于猛烈撞击的盘角， 腿的速度， 腿的弹跳，极为警醒的听觉，极为敏锐的视力，自幼漫步悬崖峭壁的生存能力，集群骤然奔跃制造乱阵的防卫方式，征服者亦慨叹其“尤狠健”的性情。
驯化的过程首先是获得的过程，组织完备的人——羊社会使其成员获得了安全， 获得了温饱， 获得了生息繁衍的和平环境。严冬时节，有早经备好的棚圈和丰足的干草， 再不必于风雪之夜颠沛流离。产羔时节， 有奖赐的福利和哺喂的保障， 再无需为寻一席安全的生产之地而冒险攀爬峭壁。长长的栅栏，与其说是限制和剥夺了羊的自由权利，不如说是阻挡了狼的入侵， 保护了羊的生存权利。 每一个时辰都合理安排严格规范的秩序，与其说是令个体步步萎败， 缩小， 不如说是使群体日益发展，壮大。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只有在人——羊同构的社会中，羊才享有了前所未有的富庶和繁荣。
退化是无处不在的： 角的退化， 腿的退化，听觉和视觉的退化， 声带的退化， 跳跃能力和攀缘能力的退化，速度的退化，警觉性的退化，判断力的退化，选择权的退化……在达尔文的理论中，物种似乎总是在追求进化的，其实未必尽然，这些 社会化的羊，却像是追求退化的物种。每一步的退化，都能卸掉一层古典的忧虑和烦恼，都能换取进一步的太平和舒适。社会的昌盛是一剂灵药，在体内任何一处有 所剥离因之可能发生痛痒的地方，抚慰着它们。
与此同时，它们也在快速地进化着，紧紧追随社会化的效率，产毛，产乳，产肉，产羔皮，产温文尔雅的性情，产服膺律令的理性，产恪尽职守的品德，在社会化的训练中不断调整，不断适应。
现在， 它们的视力是超越性的， 在栅栏不完整的地方，它们能用眼睛看见完整，甚至在没栅栏的地方，它们也能看见栅栏，并自觉止步于那栅栏。它们的听力也是不寻常的，当牧人刚刚轻衔草叶， 它们能通过同伴的蹄声，听见权威的号令。成群地，宛若河床中的白浪，向一个目标奔涌，无论目标是丰美的草场，还是断崖深壑。目标不是它们的信念，成群地奔 涌，绝不离群才是它们的信念。所以它们的信念是最为直观的，最为切实的，永不破灭的。与牧人的呼哨比起来，这种群体奔涌的情势，是更具有震慑力和裹挟力 的。与牧人的鞭子相较，是更不可抗的。
有论者认为：群众不管需要别的什么，他们首先需要一个上帝。但其实在上帝之前还有着更要紧的：群众不管怎样需要上帝，他们首先需要的是一个群体，一个数目越是众多越给人以安全感和力量感的群体，而一个能够召唤大众、凝聚群体的物象，便是他们渴盼的上帝。
羊性好群，这是它们建立社会的条件，是它们获得上帝的条件，也是上帝得以建立其统治的条件。一个无力而且平庸的条件，为它们阐释了一种社会理想，在它们身上，演绎了许多宗教故事。

5

获得上帝是羊群的福祉，获得羊群是上帝的福祉。羊的道德，不仅完善了羊的社会秩序，更重要的是帮助上帝完善了人的社会秩序。
善，美，安详，随群，牺牲……羔羊跪乳，是至孝，知礼；群而不党，是君子之忠义，之仁德。替罪羔羊，是至善的象征，它鼓励人们寻找不幸的替代，受难的替 代，将罪孽转嫁于无辜者，它诱使无辜者替世人赎罪，献祭，献身祭坛成一道人通往神的桥，成一个最先聆听神喻并传递福音的使者，因之是一个幸福的使者。
《圣经·启示录》中说到天国里被七道印严封的书卷，或者是至高的福音至圣的密约吧?一个大力天使大声说：“谁配打开书卷拆开印呢?”天上、人间、地下没有 谁能打开书卷，没有谁配打开书卷。这时候，走过来的是羔羊，看去像是被屠杀过的羔羊，从宝座上的主的手里接过书卷。即刻，狮面的牛面的鹰面的人面的活物以 及众长老都跪在了羔羊面前，并齐声颂唱：
你配拿起书卷拆开七印，
因为你曾被杀，用你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
为上帝赎来圣徒；
你使他们成为王国，并作祭司侍奉上帝，
他们将统治这个世界。”
接着，成千上万的天使和天上、地上、海里所有被造之物都高歌附和：
“曾被屠杀的羔羊，
你值得接受权力、财富、智慧、能力，以及荣誉、荣耀和赞美!
愿赞美、荣誉、荣耀及能力
都属于宝座上在坐的，也属于羔羊，直到永远!”
像是对被屠杀的颂赞，又像是对屠杀的颂赞。颂赞之中，被屠杀就成了羊的宿命，羊的道德就在被屠杀中达到极顶。
东方的“民牧”同样予羊以慷慨的表彰——“羔有角而不任，设备而不用，类好仁者；执之不鸣，杀之不谛，类死义者；……”背负苦难而不开口，忍受欺凌而不开 口，无辜而被送上祭坛宰杀同样不开口，甚至连牛的觳觫也没有，被誉为“凛然就死”，这种哑羊的品德，令屠夫宽心，更令民牧宽心。
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描述受害者对大屠杀的顺从与合作，写道：“他们的逻辑和理性是凶手计划中的一部分。……似乎上帝想毁灭某个人的时候，没有让他 发疯，而是让他变得理性了。”“在这样的局面里，受害者的理性成了杀害他们的凶手手中的武器。也就是说，被统治者的理性往往是统治者的武器。”
弯曲至地的头颅——这是犹太人居住区里的诗句，也是令人惊骇的高效屠杀机器的一个注释。绝对的善和极致的理性，使受害者把自己的灭亡拽得更近。

6

阿伦特对大屠杀受害屠的组织与合作的指摘，触动了一块无人触碰过的犹太人的疮疤，因之遭到了普遍的非议和攻击，以致失去多年的朋友。这在她自然是痛的，但 更大的疼痛使得这些不成其为疼痛：那整个阴惨的历史中最阴暗的一章，那整个民族都极力掩盖的耻辱。她说：“与其他民族行恶相比，自己民族所干的一恶行，对 我来说，是远远更加可悲。”
一场大面积的屠杀，不是数目有限的屠夫和屠刀所能完成的，它需要待宰羔羊大面积的顺从与配合。
沉默的目击者，清白的旁观者，无辜的消极苟安者……最终，逃脱不了杀戮的受害者。普遍的羊性纵容了普遍的罪恶。一如鲍曼所说：“在很大程度上，犹太人自身 就是即将消灭他们的社会场景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这是很难看见也很难证明的部分。羊性的善是静的，在历史舞台上是无声的、隐没的、匿名的，只作为一幕惨白 的背景，让人欷嘘悲悯。
历史的眼睛看见塞满待宰羔羊的列车，一列一列驶向奥斯威辛，但这双眼睛看不到，车轮之下那些横跨科瓦河的桥，很多是犹太工匠巧手制作的。他们的理性并不指 引他们协助加害者，他们的理性只诱使他们选择此时此刻的生存。生存的希望是仅存的最后一线希望，它就成了最高目标，压倒了人性中所有的元素，成为惟一的元 素。人们全部的想象力，都在这最后一线希望中张开，于是就有非常态的想象机制搭救他们。他们愿意相信毒气室是日常生活的溶室，去往死亡营的路是秩序中的重 新安置；他们愿意相信，昨夜被处决的同类是因为身上有污点，与自身的清白有一个合理的区别；他们也愿意相信，今晨被带走的父兄是因为老迈病弱，与自身生存 的合理性还是一个区别……自我保全的希望似乎还在着，他们宁愿选择沉默。
一群羊在头羊的引领下走向屠宰场，就像春日走向草场一样安详，恬静。头羊的安详，是一缕晨曦般的希望，最有效地抚慰了夜间有些噩梦的羊群。头羊是羊群中的 长者，智者，组织者和领路者，行必居前，遇水则先涉，临险必挺身奋蹄。群羊有所信任，有所归附，因之将个体的责任卸在一处，堆成形态飘渺的集体责任。一只 头羊的安详前行，胜过一百条鞭子的驱赶，紧相跟随进入一道栅栏，一个整饰的队列就抵达了屠场。
浓烈的血腥气是颇引起一阵惊恐的，但紧紧相挨的群体，数目庞大的群体，还有如常的太阳和清明的秩序，都有助于抚平这惊恐。我们常常止步于可怕事实的门槛，我们闭上眼睛，关闭知觉，关闭思想，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我们拒绝所视所听，因为我们不能反应。
比起狼群在野地里的攻击，牧人的屠场能毁灭得更彻底。在狼群的野蛮那里，我们缺乏的是抵抗的能力；而在人的文明那里，是连抵抗的意愿也消失殆尽了。我们不 愿意引颈就戮，但我们更害怕离群的恐怖，更不能承当个人抵抗的责任。为此我们相信国家机器无与伦比的强大，相信必然性与决定论，相信挣扎和逃脱之不可能， 之无意义，相信被宰杀是我们的宿命。我们是无辜的，无辜也意味着毫无责任。我们让知觉止步于蓝天绿草之中，但身体却是止不住地，顺着机械的流程，一个一个 迈入屠场的门槛。而在那里，上帝并没有用别的祭品替换我们。
阿伦特指出，残暴的统治下的受害者在走向死亡的路上可能丧失了他们的部分人性。为此她备受责难，然而她是对的。阿伦特不同意犹太人根本不可能逃脱纳粹的屠 杀机器这种观点，她认为，如果没有犹太人委员会的积极配合，有计划的大屠杀不可能达到已经发生的那种规模。屠杀上百万人竟只需要寥寥无几的凶手，这种荒诞 的场景，足以剥露羊的道德的罪恶。指摘受害者不是开脱加害者，不是冷酷，而是试图让更多潜在的受害者警醒。
暴政之网究竟需要多么广泛的集体反抗才可能被摧毁，这样一个量化的问题怕是不容易求证的。但重要的是确实有人这样做了。少数人的反抗，证明了最为弱势的受害者也是可以选择的，群羊的道德之上，存在着更高的个人的道德。

7

还有一个亚伯拉罕的问题。
鲍曼如此写道：“尚未从大屠杀令人心悸的事实中完全恢复过来，德怀特·麦克唐纳于1945年警告说，现在我们必须提防的是守法者，而不是违法者。”“大屠 杀颠倒了罪恶行径以往的所有解释。它突然昭示，人类记忆中最耸人听闻的罪恶不是源自于秩序的涣散，而是源自完美无缺、无可指责且未受挑战的秩序的统治。”
那个屠杀了上百万人的纳粹分子艾希曼，正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守法者。耶路撒冷的审判为的是证明他令人发指的兽性，指认他是人性丧尽的恶魔。但阿伦特 得出的是另一个结论：所有这些罪恶，恰恰是人类极权社会运作下的产物，这不是自外于人类的恶魔的恶，而是社会组织内里出产的平庸的恶。
艾希曼的例子可以看作一个极端的例子，但这种极端，有助于我们了解平庸，了解这样一种与我们整个群体最为亲密的东西，在某种气温和气压中，会如何孵化邪恶，又能将邪恶推进到怎样一个极致。
平庸不产生于狮虎鹰隼，平庸的面孔是弱者的面孔，五官浑糊，彼此相似。平庸起源于对群居社会的高度依附，起源于社会机器的强化，推进，个体机能的弱化，丧 失。平庸隐藏在权威和集团的背后，平庸是匿名的，遁迹的，无从追究也从不承担的。譬如那个化名为“谁也不是”的希腊神话人物，用烧红的树棒戳瞎了巨人的眼 睛，却无需承担罪名或者英名，受害者波鲁菲摩斯只得绝望地悲鸣：“谁也不是啊!谁也不是戳瞎了我的眼睛!”
如果我们要通过眼睛看见平庸，我们依然会看见涌浪般的羊群。羊辨识路向的能力底下，或者说是驯化了的羊群辨识力极大地退化，它们大体是盲目的，尤其是狂风 来袭之时。它们瞬间作出的反应就是顺风而行。风徐则徐，风疾则疾，风骤狂则骤狂而奔。前方是什么，它们是不设想的；乡关何处，它们是不记认的；如何返回， 它们是不负责的。它们忘情的，或者是被裹挟的，被胁迫的，在狂风中迷狂而奔，群的庞大有一种波澜壮阔的势态，有一种不可阻挡的激情。狂风必能在它们身上创 造奇迹，它们看见了平日里看不见的自身的强大，它们发现了远远超出自我估计的体能，如注入了神力，狂奔数百里而不竭，直至风息处，已不知何处，兀见举群亡 失。
比群羊更高一级的平庸是机器，国家机器或集团机器。机器越是巨大，部件越是繁复，越利于平庸栖身。机器运转起来大地震撼，可以高效地造福于人，也可以高效 地杀人。然而所有的零部件都不是自主的，都仿佛身不由己，他们只是服从命令，哪怕是用尖刀刺向亲生儿子的命令。他们受到周围部件的推动，同时也推动周围的 部件。永远行动着，却永远没有行为能力。每一个都在适应秩序，每一个都强化着机器的效能。而当追究责任的时候，我们只能看到拆散开来的一个一个无生命的齿 轮，一颗一颗无价值的螺丝钉，一地没有责任能力的零碎，一堆以古典的善恶观不能辨认的平庸的面孔。
阿伦特提出恶的平庸，这是亚伯拉罕的问题，艾希曼的问题，更是大众的问题。她不是为恶魔开脱，而是对平庸的指控，为“谁也不是”这种恶行悲愤。她用一支手电筒，射向顺风而狂奔的群羊，射向散落一地的齿轮与螺丝钉，在这些永远不会被押上审判席的物什身上，照出恶的阴影。

8

设想一只公羊反抗了。之所以设想一只公羊，是因为假使为故事换一个主角，可能会令强壮的公羊感到羞辱。
在迈进屠场的最后一瞬，它突然停步，发出一声惊恐的啼鸣，用蹄子死死抵住浸血的门槛，并且使用了它的角。这对角有柔和的盘卷曲线，多少年来制造着然聚 角而息的吉祥诗意，诗经中谓之“尔羊来思，其角”。这对角多少年来已忘却了豺狼，只在同类相争中还撞出过些许声响。现在它猛然记起造物予以它的原初意 义，它以依稀记起的方式，撞向伸手拉它的屠夫，也即它熟悉的主人。
它拼命地跑。它突然发现主人的怒喝是可以置之不理的，密实的栅栏是可以突破的，而它的腿，虽然发生了极大的退化，其力量还是可以在奔逃中恢复的。
前面是主人的草场，四面八方都是主人的草场，主人的领地极其辽阔，它从未想象过辽阔之外的世界，然而它拼命地跑。
羊群一阵骚动。如果它恰巧是只头羊，引起的将是更大的骚动。群羊被这突发事件惊呆了。群羊突然被推到一场审判面前，一场抉择面前，背过脸去是不可能的。行动还是旁观?啼鸣还是沉默?相信走向屠场的秩序，还是相信求生的自我选择?群羊被迫面对内心的骚动。
这时主人举起了枪。主人有枪。羊群熟悉这枪。它们从来知道，主人这枪是用于打狼的，是保护它们的，枪在群羊眼中撩起的是脉脉温情。但现在，主人举起了枪。主人必定举起他的枪。
于是，那只公羊被射杀了。
骚动平息下来，群羊平静下来。群羊平静地看着那只叛乱的公羊被射杀了，在群羊的眼里，它是注定被射杀的，它们庆幸那不是自己，庆幸自己此时此刻还活着，活在熟悉的人——羊社会之中。而浸血的门槛后面可能发生的事情，毕竟是后面的也可能不发生的事情。
是的，你们的处境非常不幸。或许仅仅是为了延缓更大的不幸，或许仅仅是害怕，你们选择了顺从，选择了与刽子手合作。阿伦特却毫不留情地指出：“在政治中，服从就等于支持。”你们是受害者，也是合作者，你们用冷眼旁观支持了屠夫的暴行。
那只公羊被射杀了，反抗还是服从，结果都是一样的，它终究逃不脱被杀的宿命。但这只公羊也许比较天真，它不很懂得那世故的宿命。倒下去的那一瞬，它竟然看 见：又一只公羊跃出羊群，又一只，又一只……栅栏一排一排倒塌，天地一环一环扩展，四面八方都是拼命奔逃的羊，全然无序的、四散奔逃的羊。尽管枪弹很凶， 叛乱者一个接一个被射杀之间，一定有羊能逃出枪弹的射程，逃脱宿命。

好奇心、求知欲、追求完美、解决实际问题 - IT人必要的职业素养(转载)

让我提醒一下各位准备进入IT行业，或者在IT行业但是还没有真正融入的朋友，IT这个领域，不管你做什么，做起来真的很有挑战，也需要很大的勇气，这里 没有金饭碗、铁饭碗，如果你入这行纯粹为了更轻松的工作或者更高的收入，我只能说我个人极其不看好你的这个动机。没有合适的心态和必要的职业素养，你很难 成功或者满足。

首先需要好奇心，从计算机如何工作，到某个软件系统或框架是如何实现的，到具体业务领域为什么会有某项特定的需求，都需要 我们的好奇心，没有好奇心，就没有兴趣，没有兴趣，做出来的东西就必然缺少灵魂。如果你连基本的好奇心都没有了，我劝你还是早点关注一下其他更能够引起你 好奇和感兴趣的行业，否则要么你很失败，要么会做得很辛苦。

有了好奇心，接下来一定要有强烈的求知欲望，要有知甚解的精神。IT业是一个 瞬息万变的行业，当下如日中天的技术，到了明天、下周、下个月、明年，可能就回无人问津，对于和你的知识面，和你的公司所涉猎的行业相关的技术知识、领域 知识需要我们不断学习，不断充实自己，这个环节很难有什么捷径，如果有，也是通过一定的广度和深度来逐步达到举一反三的目的。曾经接触过不少“不求甚解” 的朋友，表面上他们能够应付相当的工作和压力，但是很难让他们理解和掌握更深层次的东西。如果你观察他们足够长的时间，你会发现他们为了掌握不断变化或者 不断发展的技术、框架、平台，或者适应某些看似极度不稳定的用户需求，由于没找到谱，其实也很累。

有了必要的好奇心，也有足够的动力去学 习新事物之后，我们需要有追求完美的工作态度。拿软件开发来说，我们产出的是软件，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我们的孩子，应该给予足够的关爱和呵护，谁不希望自 己的孩子是天下最棒的？说到底软件这个东西从无到有，灵活性相当大，能够做到怎样优秀的程度，很多时候取决于我们自己。

最后是解决实际问 题。追求完美没有错，但是需要有个度，需要有的放矢，需要有一个更加全局的指导方针，那就是解决实际问题。不论你做的东西采用多么先进的技术，你用了多么 业界认可的管理方法，假如最后一些基本的客户需求无法达成，也是白搭。这是典型的“学院派”作风，我们在不断追求完美的同时，时刻都不能忘记我们存在的目 的：解决实际问题。

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命运之沉思(转载)

本文在海山兄Blog上被转载，我则继续转之。
有个网页推荐一下：http://chinawenge.googlepages.com 有几本书可以下载看看，以后这个网页会逐渐长大，长成一个属于我们这一群人的地方。

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命运之沉思

摘要：

“明知充满危险却义无返顾，明知希望没有结果仍一如既往。生活在一个四分五裂、险象环生的世界上，他们表现出了非凡的生存能力和勇气。”

-----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史景迁先生 在其《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一书中高度评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勇气和能力。
法国思想家圣西门曾假设说如果法国突然失去了自己的几百位优秀的知识分子，法国马上就会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试以此观之，中国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岂不就是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不同的是，中国不是失去了优秀的知识分子，而是自我毁灭了他们。
“回顾一百年来，政治干预学术给知识分子造成的巨大伤害。因为政治干预学术造成伤害的不仅是知识分子，还有政治本身。没有知识分子的独立的建设性批判作用，政治很容易误入歧途。因此，政治如果真的是文明的、理性的，那么它可以做的就是：不要去管知识分子，让他们自为、自治。我们现在既然要建设自由市场经济，同时也必须建设自由文化和自由学术。给知识分子以独立、还思想学术以自由，使之成为市民社会的中坚，这恐怕才会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福音。”

——李济时

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命运之沉思

李济时/文 2002-9-16 9:50

谈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命运，是一个沉重且心酸的话题。这一百年来，知识分子可谓是命运多桀，路途多艰。知识分子的这种命运，也是中华民族百年历程的一个缩影。

与 西方文化的碰撞，使得一批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转化为、也使得一批青年学生成长为现代知识分子。尽管当时，他们在整个社会中仍然只是星星点点，但却是中国最 先进的一群人。他们还没有发展成熟，时代就催促他们走上了历史舞台。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就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他们登上历史舞台伊始， 就带有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双重色彩，承担着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历史使命。 这一特点深刻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此后百年间的历史命运。

考 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简单地讨论一下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或许是有益的。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很复杂的阶层，他们既存在于社会的 基层，又与政权密切联系。这样，对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定位就有了不同的看法，俞可平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前身的士大夫本身并非是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的群 体，而属于官僚阶层，是官僚阶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而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却认为“士”乃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这里就出现了两个名词：“士”与“士大夫”。这两个词的意义是不同的。所谓“学而优则仕”，知识分子中的优秀者才成为官员，即“士大夫”，似乎钱穆先生称“士”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更符合事实，“士大夫”则只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部分。钱穆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政府，自西汉以来，就是士人政府，也就是知识分子政府，整个政府由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组成。但同时，知识分子进入政界的只是少数，大多数仍藏于民间，“志于道”，以“道”而影响社会政治，以办学而教育大众，因此形成了一个稳定而强大的民间社会主流。钱先生高度评价中国古代的这一“士”阶层，认为他们是中国文化传统的载体，是中国社会的中坚。这一中坚得到加强，社会就稳定、发展。这一中坚遭到破坏，社会就昏馈、黑暗。由此，他针对二十世纪上半叶殖民地化的中国社会断言，要挽救中国的国运，首先要从挽救知识分子的命运开始。

钱先生的观点对于我们谈论本文的主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钱先生后来走上与新文化运动一派知识分子不同的道路，他对于现代激进的知识分子颇不以为然，认为他们抛弃了中国的文化传统，追求“西化”，导致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和中国社会演进的断层。确实，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和西方之间的矛盾一直持续至今。俞可平把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简单地归结为五个字，叫作“游魂无处归”。并解释说：“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没有自己的归宿，没有自我定位，没有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而象一个游魂，飘拂于社会之中。它依违于政治和学术，游离于传统和现代，摇摆于中国和西方。” 他认为导致这一命运的直接原因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化过程中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所必需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在近现代的中国始终没有出现。 可见，钱先生和俞可平都以中国知识分子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为憾。然而，我们不能苛责于知识分子。事实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并不是一味游荡，而没有建树。一百年来，知识分子一直在不断的探索中国的道路，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的变法维新，到陈独秀、李大钊的“以俄为师”，到40年代中后期寻求“第三条道路”，到80年代李泽厚先生更是总结归纳出“西体中用论”。但是知识分子的这些宝贵探索在持续动荡和意识形态之上的社会中总是被忽视或者被扭曲了。由是观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未能成为钱穆先生所说的社会的中坚或俞可平所说的“独立的社会阶层”，并非是知识分子的自身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社会历史原因所造成的，更确切地说是政治原因造成的。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这使他们没有时间去从事长期而复杂的启蒙工作，却急急投身于救亡之中。在当时，他们成了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中的先锋。这种先锋作用突出地表现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综观百年历史，中国知识分子最辉煌的时期当属“五四”。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高举“民主”与“科学”两 面大旗，指引着中华民族向现代化前进的方向。当时的知识分子可谓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然而，他们在日益高涨的救亡主题展开后，却逐渐地被排挤到了边缘。随 着救亡压倒启蒙、革命压倒改良、军权压倒民权，中国知识分子的境遇步步低落。开初，知识分子先后被军权、官僚、甚至是农民压倒，近20年来，更曾被商人所压倒.

本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不得不在大小军阀的夹缝中生存。接二连三的内战、长达10年 的抗日战争，使得军事成了中华大地的主题，文弱的知识分子几无立锥之地。蒋氏政权延续了中国历代王朝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允许知识分子学术上、教育上一定 程度上的自由与独立发展，但若要在政治上唱反调、搞反动派，则坚决镇压。其镇压手段有时是非常残酷的，许多从事政治、鼓吹民主、反对专制的青年学生和知识 分子都死于国民党特务的枪口下。随着国民党日益反动，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的态度到40年代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很多知识分子在30年 代都站在国民党政府一边，对中国共产党持反感态度。象闻一多、老舍当时都是反共的。只有一个稳定的社会里，知识分子才能安心从事文艺和学术。因此知识分子 往往是反对激进的革命，而倾向改良。因为可是知识分子的本性又使他们不可能不关心政治的发展，不关心国家的命运。蒋介石顽固坚持专制统治、挑起内战和迫害 民主人士，使得他们对国民党逐渐失望。抗日战争结束后，他们参与到“第三种势力”中去，试图使中国走上宪政民主的道路。然而，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在军权至上的社会中终究不得不跟着时势沉浮。国民党被逐出大陆后，他们又把希望寄托于新兴的共产党。 许多的知识分子都曾为共产党而欢呼。柳亚子、艾青、胡风都曾有诗歌称颂共产党和毛泽东。然而，1949年到1979年30年间，可能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悲惨的一段时期，从批《武训传》，批胡风，到反右，一直到“文革”。需要指出的是，五四以后，知识分子基本上走的是两条道路，一是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二是在国民党政权下独立或半独立的从事各种“救国”活动。 前者已经不是纯粹的知识分子，可以说具有革命者和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而且他们在学术思想上的成就要远远低于后者。如果我们要确定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应该说是后者。只有独立的知识分子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然而，1949年以后，且不说独立知识分子，就是跟着共产党走的那部分知识分子也没有得到好的下场。

共产党本来是由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的促动而成立的，然而中国共产党以后的演变与原来那批知识分子的设想殊途。中国共产党没有变成一个劳工的党，却变成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党。 中 国共产党与陈独秀的决裂其实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自由知识分子相分离的道路。知识分子由于其长于思考的本性，往往是要求思想自由的；而农民革命所要求的往 往是服从和愚忠。知识分子是理性的，而农民革命往往带有非理性的燥热。而且在农民革命中，知识分子基本上是没有用武之地的。然而，中国共产党在宣传、教育 等很多方面还用得着知识分子。因此，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是利用而不信任。一部分信奉共产党教义的知识分子被吸收进党内，作为以知识分子制知识分子的武 器。其他的则被划分为“党外知识分子”。这就有了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工作”。中国共产党一直善于搞知识分子统战工作。当年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对重庆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礼遇有加，与蒋介石形成鲜明对比，受到知识分子的普通欢迎。

然 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高层，只是把知识分子作为一种可以利用的力量，而没有把他们看成是自己人。毛泽东本人是青年学生出身，还是有一点知识分子背 景的。但是他象那些古代帝王一样，对知识分子很蔑视，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心态俯视知识分子。他与一些知识分子有学术、文墨的交流，但他自认为站得高，看得 远，并不把那些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当回事。拿他的哲学和社会理论衡量，总认为那些知识分子的学说和思想是旧的、过时的、浅薄的和需要改造的。不仅如此，他 对于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自由性有强烈的厌恶。他出身农村，农民的那种粗野习气一直保持着很深的影响，对于那些受过“欧风美雨”熏陶、有布尔乔亚情结的知识分子有一种心理上的排斥。他对于知识分子奉行的可以说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早在1942年2月延安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的演说《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一文中就表露出来了。他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文化不发达，知识分子特别宝贵，要争取广大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但他接着就批判许多知识分子摆架子，轻蔑地说：“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对于知识分子更是大加鞭挞：“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与工农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大小资产阶级都干净。”因此，他教训知识分子，要进行自我改造，要改掉的是知识分子的特性，适应落后的大众的习性。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这种态度实际上是整个党的农民特质和集权特质所决定的。其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知识分子也差不多持这种态度，只是有强硬和温和之分罢了。1949年，中国共产党一当政，就改变对知识分子的尊敬和安抚态度，在文化教育等单位设立党的分支机构，以党的组织监督知识分子。同时，一场大规模的所谓的“思想改造运动”在50年代初期轰轰烈烈展开了。

应该说，“思想改造运动”能开展起来与当时知识分子的比较配合也有一定关系。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民革命，倒也使很多知识分子看到的普通民众的力量，“向群众学习”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一种主动愿望。对于中国共产党所要领导“社会主义革命”，他们也心存幻想。当时的知识分子确实是倾向于社会主义的，这不单是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与当时整个国际政治思潮有密切的关系。这是50年代初期许多知识分子诚心诚意要进行思想改造的重要原因。 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就是思想改造的积极分子。他联合北大汤用彤、张景钺、杨晦、张龙翔等十二位教授响应周恩来关于进行思想改造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师政治学习运动的情况，并请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负责人为北大教师学习所指导。

然而，“思想改造运动”能够展开最重要的还在于中国共产党当局的大力推动。1951年9月，周恩来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1951年10月，毛泽东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同年11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印发了“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的通知”。全国各地的思想改造运动开始后，全国几乎所有有名的知识分子都纷纷表态甚至检讨，表示自己要和过去化清界线。这是49年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政治运动，由于运动的主要对象是知识分子，所以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对知识分子的第一次清理，从此以后，知识分子就开始变得谨小慎微了。这次思想改造运动到1952年的秋天基本结束，它带给知识分子心灵上的伤害是很重的。 知 识分子本来想提高自己的思想，但最后的结果是被迫抛弃自己的思想，甚至是不允许再进行思想。思想改造就不再是知识分子自觉自愿的一种思想改造，而是政治压 力下的思想清理了。从此，自由思想在中国的大地上开始绝迹，而以自由思想为特点的知识分子也丧失了其原来的面貌。这可能就是钱穆先生所说的“无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存在的问题”

紧随思想改造运动后，发生了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和“丁、陈反党集团”案，这两起案件都是针对文艺界内一些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的学术异见而搞的。从此，“反革命”这一名词就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恐怖的字眼。谁也不敢说哪一天自己不会被定为“反革命分子”。而且“反革命分子”这一帽子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只要为当权者所不喜，就会被定为“反革命分子”。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触动的主要还是党外的知识分子、资深知识分子。但到1957年的反右，打击面就扩大到了党内的知识分子、1949年 后才成长起来的年轻知识分子。这是因为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尽管长在红旗下，但对于专制的文化和官僚的体制同样看不惯，他们知识分子的本性使他们有一定的自 由思考，而这些自由思考却为某些当权者所不容，尽管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的批评完全是善意的，甚至是十分温和的。当然，那些党外的知识分子、资深知识分子受 打击更严重。他们经过几年的观察和体会，对党在执政过程中的某些专权官僚之风和压制知识分子独立思想的做法深为不满。因此在短暂的“鸣放”中他们发表了大量的要求共产党进行改进的言论，有些言论尖锐地触及到共产党对政权领导地位。这似乎是反过来要求共产党自我改造了。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高层所不能容忍的。

1957年5月，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警告他所说的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但即使是态度表现好的那些知识分子也没有被完全宽容，大批知识分子（据估计有5、60万）受到惩罚。1957年“反右”时被划为"右派"，被发配到边远地区接受劳动改造，直到1979年前后才获平反。这是大批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信笔既可拈来几例：王蒙、张贤亮、刘宾雁……，还有当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朱镕基。他们就这样被整整耽误了20余年的大好年华。

及至文革，对知识分子的摧残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知识分子完全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 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被打为“臭老九”，被送到“五七干校”，甚至劳改营，干最低级的体力活，拾粪、放牛、打扫厕所、扫大街……，美其名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竟然落到连大字不识的农民都不如的地位。

在 古代社会，知识分子遭到统治者滥杀和灭门可能性要大一些，但至少在社会地位和尊严上还是可以保持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文革中不仅在思想上横遭压制，被剥夺了 自由从事学术的权利，而且人身自由全被剥夺，陷入牛马之境，知识分子最宝贵的尊严被一扫而空，甚至是做起码的一个人的尊严都无法保持。无怪乎在这一时期中 国知识分子自杀现象特别之严重。据谢泳先生揭露，1949—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自杀的数量是惊人的，尤其是1957—1967年前后约十年之间。这十年中知识分子自杀的原因和1957年的反右运动及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密切相关。自杀者中很多都是著名知识分子，举其要者，有翦伯赞、傅雷、老舍、储安平、陈梦家、邓拓、范长江、上官云珠、吴晗、杨朔、罗广斌、周瘦鹃等等。

而那些更大量的未寻死的知识分子也都是苟且偷生而已。比如著名的历史学家冯友兰。他年轻时追求进步，因此到了当时革命的发源地——广州，加入了国民党。1943年，他曾代表西南联大国民党教授会议上书蒋介石，力主立宪。据说蒋看信后为之动容，并复信西南联大区党部表示赞成。1949年，他拒绝出走国外，执意留在祖国。然而想不到，他选择留下来却把自己送入了一生中最艰难的30年。三十年间，他不得不接受连续不断的批判，不得不否定自我。文革中，一贯尊孔的他被迫写批孔文章，而且他的文章毛泽东还要亲自看，亲自安排发表。 可见，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甚至不问政治都不行，他们必须表态，必须表示顺从，还要改造自己的思想；知识分子自由思想不行，甚至不思想也不行，他们必须按照指定的方式去思想，必须为政治做思想的奴隶。这种思想的专制和恐怖使中国倒退到连“焚书坑儒”和“文字狱”都不如的时代。

为何中国的知识分子到了20世纪下半叶文明昌盛之时却遭到这种残酷的命运呢？这固然与中国历史的文化专制传统有关，也有党的教条主义政治理论有关。按照阶级分析法，知识分子被当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为了硬把知识分子工人化，就不惜采取严酷的手段。同时，党为建设一个“新中国”，就试图割断过去的一切传统，知识分子也必须否定自己以前的所有思想学术，而唯马克思主义——而且只能是当权者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是从。

法国思想家圣西门曾假设说如果法国突然失去了自己的几百位优秀的知识分子，法国马上就会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试以此观之，中国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岂不就是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不同的是，中国不是失去了优秀的知识分子，而是自我毁灭了他们。

文革结束，知识分子地位终于得到一定的改善。党的知识分子工作恢复正常，开始宣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80年 代，饱受文化专制摧残的知识分子、终于得到解放的知识分子迸发出久已压抑的热情。中国迎来了一个半个多世纪以来未有思想学术繁荣活跃的热潮。知识分子遥接 五四、援引鲁迅，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中国的当代社会和政治展开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他们重新发出了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的呼声，也发出了社会公正、政治改 革的呼声。然而，这一好景并没有长久。同时，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兴起，知识分子又在经济地位上被逐渐挤到社会的边缘。这就出现了“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的状况。没有知识的暴富者一掷千金的炫耀，与知识分子的清贫形成鲜明的对比。 然 而建设的时期总是需要知识分子的，经济越发展，知识的重要性就越突出。近年来，首先是企业界的知识分子待遇不断提高，文教界的知识分子待遇也逐渐得到了大 幅的提高，大学教师的收入已经超过了社会的平均水平。收入显著提高的知识分子开始步入中产阶级的行列。不仅是经济地位，知识分子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也有所提 高。90年代初，市场经济的推进引起了对经济学的重视，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经济学家开始走红，政府的经济政策对经济学者研究的依赖越来越大。此后是法学的兴起，法学家们的努力终于导致了1997年中国共产党15大报告中“以法治国”方略的提出。随着人们对社会问题和国际问题的关注，一大批社会问题学者和国际问题学者也开始为人们所熟知。不难看出，我们社会中知识分子的作用是越来越重要了。

同时，知识分子对于自身命运的探索并未停止。90年 代中期，知识界出现了人文精神大讨论。这表现出知识分子不愿在商业社会中迷失的信念。知识界还在捷克发现了哈维尔，他曾是著名的异议知识分子，在专制的年 代里参加了争取人权和宪政的斗争，同时他呼吁人们不要为专制做踮脚石，至少要保持说真话的良知，而专制统治只要靠谎言才能维持。这不由得使人想起在80年代，巴金老人也曾高声呼吁人们要“说真话”。顾准，一位在文革后期中年去世的学者，前几年在知识界也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人们在惊叹于顾准思想之深邃的同时，更惊叹于他在逆境中坚持独立思想的勇气。近年来，围绕着50年代的反右斗争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知识界也展开了深入的反思。以上的种种反思，对于知识分子重新确立自己的独立性，发挥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批判作用，无疑将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其实，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尽管一直没能成为社会的主流，但他们在20世纪始终是走在时代的前列的。在五四时期高扬的民主与科学的理想一直伴随了他们的世纪历程。因为这一理想，他们在国民党统治下鼓吹人权和争取宪政，在抗战胜利后追求“第三条道路”；因为这一理想，他们在1957年短暂的时期内以微弱的声音仍然要求政治的改良和文化的自治；因为这一理想，他们在文革浩劫后的80年代再次热烈探求中华民族通向民主政治和现代文明的道路；因为这一理想，他们在艰难的90年代继续默默地反思和耕耘……他们在一个世纪中饱尝心酸，历经逆境，但他们从来没有放弃，没有放弃世纪之初的理想，没有放弃他们的社会责任。即使他们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没有自由表达的权利——这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最宝贵的一种权利。他们也曾迷失于非理性的乌托邦，也曾屈服于权力，但道义和良知却没有从他们的身上流失。

有的人认为中国知识分子软弱，依附性强，典型论调有毛泽东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毛皮论”。这用于一部分知识分子则可，但若加之于知识分子全体，那无异于污蔑了。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史景迁先生在其《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一书中高度评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勇气和能力，称赞他们“明知政治行动充满危险却义无返顾，明知希望没有结果仍一如既往。生活在一个四分五裂、险象环生的世界上，他们表现出了非凡的生存能力和勇气。”

回 顾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命运、多难历程，恐怕给我们最深刻的教训就是，没有知识分子的导引和探索，一个社会就很难健康发展。知识分子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太重 要了。而要使知识分子发挥它应有的社会作用，就要给知识分子以宽松的环境。知识分子是崇尚自由思想的，这也正是他们存在的价值所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 大钊曾在1918年撰写的《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一文中指出，“禁止思想是顶危险的行为”，并断言：“思想是绝对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禁止思想自由的，断然没有一点的效果。”马克思同样是思想自由的捍卫者，他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文中有一段精彩的话：“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

回 顾一百年来，政治干预学术给知识分子造成的巨大伤害。我们不由报之以深深的叹息。因为政治干预学术造成伤害的不仅是知识分子，还有政治本身。没有知识分子 的独立的建设性批判作用，政治很容易误任歧途。因此，政治如果真的是文明的、理性的，那么它可以做的就是：不要去管知识分子，让他们自为、自治。我们现在 既然要建设自由市场经济，同时也必须建设自由文化和自由学术。给知识分子以独立、还思想学术以自由，使之成为市民社会的中坚，这恐怕才会是我们这个时代的 福音。（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