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流氓

题目有些炫了，我说的流氓是《流氓的盛宴》中的流氓。这是一本昨天花了高价买到的新书，出版两个月，作者张大可。老板骗我说书被禁了，我当然没有相信，我买这本书可决不是因为GCD的封禁。 几天前刚刚收获了张大可先生的另一本书－《话语的闪电》。
这学期书买了很多，以致于一排书架早已放不下，开始冲击我专业书的空间了。但真正花高价买的书却屈指可数，似乎只有朱学勤和张大可先生的作品。在我为他们的文字和思想所着迷时，我发现我开始喜欢上海男人了。两位先生年龄相当，经历相当，背景同样相当，都是上海人，目前也都在上海的高校就职，一想到可以在这样一个独特的城市和欣赏的学者有着共同的话语兴趣，是多么亲切和兴奋的事呀。
我们一代人都是流氓的人生，漂泊、反抗，面对着国家主义这个几千年的专制恶兽，我开始给自己思想上的流亡。我不想活在只有票子、房子、车子、妻子这样的生活中，我骨子里渴望自由，渴望人的尊严，渴望着我们整个民族的尊严。



转载书评：

朱大可： 当代负有盛名的文化批评家，学者，小说及随笔作家。祖籍福建武平客家。1957年生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澳大利亚悉尼理工大学哲学博士，悉尼 大学亚洲研究学院访问学者。现为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崛起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是当时先锋文化的重要代言人，目前主要从事中国文化研究与批 评。

其著述有《燃烧的迷津》、《聒噪的时代》、《逃亡者档案》、《话语的闪电》、《守望者的文化月历》、《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多卷）等。以新锐的思想和独特的话语方式见长，其见解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富有影响，被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批评家之一。

本书深入探讨了盛行于当代中国的流氓话语现象，是近年来中国思想界话语研究的罕见收获。朱大可把自己近8年异乡漂泊的生命体验，融入对流氓的理性探察中。

本书深入探讨了盛行于当代中国的流氓话语现象。当代中国分为两个社会，一个是国家社会，另一个则是无秩序、无信仰、无权威和无道德的流氓社会，它以离开土地的两亿流民为基础，成为当代中国的隐形属性。

本书以身份理论为逻辑前提，以流氓话语为对象，以酷语、色语和秽语等为分析元素，对渗透在各种文化样式（小说、诗歌、美术、音乐及大众文化等）之中的流氓 叙事模式，展开了全面深入和独特新颖的阐释，令人信服地揭示了流氓话语的基本特征。读罢令人耳目一新。是流氓学研究的重大突破，也是近年来中国思想界话语 研究的罕见收获。

书评：朱大可发现了“流氓”美学文

我们不要被朱大可的“流氓”所吓倒。在朱大可的阐释框架中，“流氓”一词首先被还原为一个中性词，使“流氓”这个长期隐匿在认知暗处的、被各种话语肢解的文化景观显形为当下亟待厘清的学术议题。这样处理是非常必要的。

在朱大可的理论框架中，“流氓”具有宽阔的广义性，它泛指那些丧失土地、家园和灵魂的人，即身份丧失者，朱大可进一步将之定义为：“一个标准的流氓就是丧失了身份的离乡者，他持续地流走，并且保持了一个精神焦虑的容貌和社会反叛立场。”

在朱大可早年那篇著名文论《流氓的精神分析》中，朱大可描绘了古代中国三代流氓谱系，它包括丧地者流氓神明大禹、丧国者流氓英雄孔子、墨子、荆轲、李白、 杜甫，和丧本者流氓隐士或游戏者竹林七贤、唐寅等人。越过艰难的诗意般的迷思，朱大可最终为我们描绘出一副“流氓”的美学肖像：流氓是国家的江湖镜像。这 无疑是对中国流氓精神历史性的深度求解。历经十多年的反复书写，这篇文论集于今发展成《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

这部学术著作并不企图建构理论体系，却分明有着沉重的思想力度，它甚至修正了关于中国历史上漫长专制主义社会的静态“超稳定”结构这一流行论断。在作者看 来，中国王朝的历史正是在国家主义/流氓主义、国家社会/流氓社会、极权状态/江湖状态之间振荡与摆动———这种耗散性的摆动获得一个动态稳定的型构，而 线性历史（国家）的总体进程中又隐含着大量分叉历史（流氓）的细节———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的互动就此平分了中国历史，并维系了中国王朝的漫长生命。不 过，这一思想只能视为本书言说的遥远而艰深的背景，它重点阐释的毕竟还是当代中国话语中的流氓景象。

那么何谓“流氓话语”？按作者的解释，从历史上看，它乃是以所谓的“反讽话语”体系对抗国家主义“正谕话语”体系的自我书写，它大量使用酷语（暴力话 语）、色语（色情话语）和秽语（污言脏词），以期消解国家话语对意识形态的掌控。这种书写方式倒是可能指向个人自由主义的广阔语境，便于在各种话语领域表 达原创力量。作者分析的话语样本涉及当代文学、美术、影视、摇滚乐、建筑、网络文化诸门类，由此制造出一个当代中国庞杂的流氓话语谱系。一般而言，国家话语和流氓话语各自言说，泾渭分明。在某种情况下它们达成和解是可能的。类似的现象，朱大可称之为“流氓主义的“天鹅绒革命”。不过，它无可避免地象征着文化精神标杆的矮化———然而它拥有广阔的市场。正是流氓主义、国家主义和市场主义，构成了当下中国话语的普遍征候。显然，当身处这个话语变革的时代，我们的文化身份出了问题。

熟悉朱大可写作方式的人不难发现，他善于运用巴洛克式夸饰语言，能够把理性的批评议题生生玩成话语能指的盛宴。相对于国家主义学术的“正谕”面孔，朱大可的批评话语本身就属于他所阐释的流氓主义“学术”的一部分。一直以来，国家主义/流氓主义的对偶阐释框架，已深深嵌入到朱大可的批评话语实践中。在他手中，这一解读工具显得如此有效，人们大可称之为“流氓主义”文化批评。